那年夏天，是香港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學校不再上課，或者說，每一節課都成了歷史課，平素昏沉呆板的老師這時都成了大演說家，站在桌前慷慨激昂，目光含淚。寫字樓不再上班，大家圍在收音機旁，老闆不只不指摘，還走出來下令：“開大聲點！”一室肅然，鴉雀無聲，只聽到紙頁偶而翻動。都已經到了這種時候，你卻還在書房裏沉吟一句詩的韻角，琢磨最恰當的隱喻，好讓這首詩裏的每一個字都像鑲在項鏈上的寶石那樣，精密吻合，不可動搖半分。這，難道不野蠻？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遭遇藝術與革命之矛盾，創作自主與社會責任之優次的困境，很切身地遭遇。那年我十八歲，正要參與人生第一部劇場創作，正想把積壓了十幾年的青年鬱悶和剛剛學到的青澀理論全都嘔吐到黑色的台板上。但是所有那些比我年長也比我成熟的夥伴卻在爭論這台戲還該不該演。

“藝術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他們問：“難道不就是為了回應時代，甚至呼喚那未來的世界嗎？如今，世界就在這黑匣子外邊，時代已然降臨。我們竟然還要演戲？這豈不是太過自私！”也有人主張，如果政治是為了實現個人的自主，我們憑什麼要在巨大的熱潮前彎身讓步？始終不懈地實踐自己的藝術追求，恐怕才是體現自由的最佳選擇。畢竟，在屬於史達林的夜晚，連唱一首情歌也是政治的。

就是這樣，兩幫人爭論了幾個日夜，到了演出的那天，有人留在劇場，有人上街尋找更大而且更真的舞臺。

那年夏天，連劇場的常客也都不見了，他們一一隱身於街頭的人海洪流。很多年後，我在已故臺灣學者吳潛誠的書裏讀到愛爾蘭大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的《契訶夫在薩哈林島》（Chekhov on Sakhalin），乃能逐漸逼近這個問題的核心。契訶夫和魯迅一樣，是位醫生作家。不同的是，這位短篇小說的王者不只以文字診治俄羅斯，而且從未放棄過行醫救人。饒是如此，他仍深深愧疚於自己的失責。世間苦難深重，他卻放縱自己的藝術才華，這實在無異於一種輕佻的冒犯。於是他決定走一趟薩哈林島（也就是今天的庫頁島）。那是沙俄時期的監獄島，囚禁的全是政治犯和暴亂分子。

契訶夫要為島上的犯人寫一本書，描述他們的故事，傳達他們的聲音。很明顯，這是一趟贖罪之旅，而且是非常艱苦的旅程。因為從莫斯科到遠東，中間是西伯利亞的苦寒荒涼，行程至少六個月。起行之前，朋友贈他一瓶頂級法國白蘭地。他就把這瓶昂貴的瓊漿放進行囊，一路搖搖晃晃，在登陸島上的第一個晚上，他才終於打開了這瓶白蘭地。

希尼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蘭地。在周圍彌漫著迫害氣息和殘酷音樂當中，他品嘗著濃郁的醇酒和奢華放縱”。那瓶酒，不只是朋友的禮物，也是一位藝術家的天賦（gift）。契訶夫在腳鐐撞擊的聲響中，盡情享受創作的快悅，釋放自己天縱的才情。因為這一刻他心安理得，他的贖罪之旅已然結束（也同時開啟）。在兩座險峻的懸崖之間，他找到了最細微精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