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讀者，皆知報刊娛樂版標題的用處不在揭示一篇報導的主旨，不在提其綱挈其領，而在製造另一則新聞，與該篇報導不甚相關的新聞。假如某位女藝人在露天場地開演唱會，載歌載舞，大汗淋漓，於是會後對記者抱怨今天天氣太熱，全身像泡過桑拿一樣。那麼編輯或記者多半會定下這麼一條標題：《xxx自爆：我濕曬》。

大陸報紙仍有文化版的傳統，很叫香港人羡慕。可是文化的處境在哪里都差不多，所以它們也得自強不息，力求更新，辦法之一就是向香港同行的娛樂組看齊。今年初，我陪陳丹青在北京座談，談了兩三小時，其間有記者問起陳丹青偶遇範冰冰的故事，他遂應答了幾句。沒想到第二天報紙出來，報導的題目赫然是《陳丹青梁文道共話範冰冰》，好像我倆閑著沒事，很花癡地談了一下午範冰冰似的。為此，陳丹青後來還在另一個場合裏訓斥當今中國媒體之墮落。

本來我覺得這也挺好，讓文化沾點娛樂的星光，不失為一道續命苟存的良方。可事情若是一再重複發生，那又叫人情何以堪呢？上周我在杭州有場講話，主辦怕我敏感，不讓我早定主題，最後搞成了一局漫談。但我還是盡力整出一條線，從朱陸異同講到《伊利亞德》，看古人研讀經典的意義何在。沒想到第二天報紙出來，標題變成了《梁文道：韓寒是下一個魯迅》以及《梁文道：金庸加入作協毫無意義》。可憐朱晦翁陸象山泰山喬嶽，皆不及韓寒金庸奪目。記者並不關心我的主題是什麼，他們只對市場負責，只對自己代表市場提出的問題感興趣。可堪告慰者，乃金庸韓寒仍能形成一個市場。恰恰是這種文化市場的出現，使得金庸自動申請加入作協的舉動變得那麼不可思議，那麼荒誕。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大陸作家手中接過名片，上有國家一級劇評人的頭銜。當時我還很不理解，怎麼劇評人也有國家評級？那一級二級又該如何評定由誰評定呢？後來我才漸漸明白，這不只是個榮譽，還是切切實實的身份待遇；好比經理、高級經理和總經理一樣，三級作家、二級作家與一級作家也有很實際的差異，他們領的薪資不同，分配到的住屋不同，生病能去的醫院也不同。而這一切的不同又都可折算為官僚體制的等級，例如王安憶，貴為上海作協主席、全國作協副主席，她的身份便相當於副部長的級別。

也就是說，作協是種把作家納入官方體制的機構，讓作家（尤其是專職作家）全都變成公務員，領取國家的好處，接受政府的俸祿。在改革開放之前，作家和其他藝術家都必須是文藝戰線上的一員，除此之外，再無謀生之徑。不能單靠稿費版稅，不能賣畫求存，也不能憑上佳演出在市場爭出一條活路。可現在，文化產品的市場形成了，像韓寒，光是版稅就能過上相當體面的生活，又何必要國家頒個一級作家的身份讓他分配一幢好住處呢？所以他去年火拼作協的時候顯得特別有本錢，能夠直斥作協內的專職作家都不是好作家。比起韓寒，金庸簡直更是華人文化市場的天皇，百年來第一富豪作家。他要加入作協，難道謀的是副部級醫療待遇，甚至部級的養老服務嗎？

作協當然不只是實際利益的分配工具，它還是象徵資本的分配系統。很久以前，加入作協，得到分級，你才算是個有身份的人，才算得上是個好作家。可如今，相對獨立於國家體制的文學場域又見成形，相對於官方評定的天下公論也早已回歸。圈內圈外都知道，國家一級作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國家一流作家，全國作協主席鐵凝也不一定真是全國文壇祭酒。作協的象徵作用又還剩下幾斤幾兩呢？最主要的問題是這套體制強把文學場內的身份化約到一套官本位的系統，不只用官僚級別的方法判斷作家的地位高低，還使得文學藝術的尊嚴屈從在政治的權威之下。例如全國作協主席是個部長級的職位，那是不是意味著全天下排名第一的作家的象徵資本還及不上國務院總理呢？當然不能，因為這根本是兩套不可比的系統。中國固然有以官職代別號的稱呼傳統，但有誰會相信杜工部王右丞傳頌千古，全憑他們的官做得夠大？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以一句汶川地震災民“縱做鬼也幸福”名揚天下，莫非我們以後會把這位王副主列進杜甫、王維等人組成的仙班？

雖然阿來和賈平凹等一眾好作家都是作協成員，但他們生在內地，各有因由，我們外人不該置喙。可金庸他是何等人物？公認的武俠小說宗師，影響幾代人的小說大家，理應是國家領導人對他敬重有加才對，又何苦自貶身價跑去和官員們部來部去？

天子呼來不上船。假如我是金庸，我寧願繼續閒話範冰冰，也好過自動報名加入作協，再等人家通知你的申請被接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