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北，一位學界前輩請吃飯，同枱還有一對知名的作家夫婦與一位出版界的大佬。我們坐在餐廳的一個角落，旁邊全是附近的大學生，一室喧騰。這家店平常供應廉價學生套餐，但只要你認識老闆，而且事先打過招呼，他就能給你治出一桌好菜。我們這晚試的便是店家私房絕活，大家都吃得很開心。我看看那對作家捧著碗喝湯，再看看身邊的前輩手剝蝦殼，便想起陳丹青筆下的臺灣。

身為北京來客，陳丹青很敏感地意識到臺北朋友吃飯，總是隨隨便便在路上找家店，再有地位的主人也不訂座，不包房。是呀，例如這晚的聚會，如果換了北京、上海、廣州或全國任何一個大城市，肯定是要在包房裏發生的事。到底是從甚麼時候開始，中國人吃飯一定得在包房裏吃呢？為甚麼除了大陸以外，香港、臺灣及其它海外華人社區都沒有這種習慣？

如果單從吃飯的角度來講，我其實比較喜歡熱鬧的大廳，尤其是那些有名的老地方。例如鹿鳴春，雖然近年水準下滑，去得少了，但我還是很懷念她那股獨特的風味。低低的樓頂罩住了滿堂吵雜的聲浪，擠迫的環境使得白衣堂倌只能在最狹迫的縫道裏迴旋進退，鼻腔裏是一股各式菜肴散發出的氣味，眼睛看到的是人人開懷大嚼的俗世太平。每次遇上這陣仗，我就覺得好餓好餓，摩拳擦掌預備大幹一場。相比之下，包房未免太過孤清，見不著其他人點的菜，也見不著其他人的吃相，更不會有杯盤狼藉的豐年景象。無論如何，食欲都很難振作起來。

當然，即使在大陸，房間也不是人人包得起的。它有最低消費，如果不是囊中有錢，或者公費報銷，一般人家常便飯還是會在大廳搞掂。但這正正是問題所在，為甚麼大陸稍有身份的人都不願意混在外頭的人群之中，而要躲進小樓成一統呢？你看陸羽的午茶，樓上樓下誰不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們怎麼就不怕旁人騷擾？不怕相識撞見？也許情況恰恰相反，在大陸之外的高等食肆用飯，好處之一就是能見，to see and be seem，讓自己人看見自己人，這才有高等小社群的認同感。然而大陸的精英卻最怕被看見，不止怕老百姓看見，也怕圈內人看見。

因為被看見就不尊貴了（且套用尊貴這個廣告流行語）。就如別墅社區，愈是尊貴就愈是孤離，圍牆就得愈高，保安就得愈嚴密。特別是為人民服務的官員，他們絕對不能讓人民看見自己吃喝，看見桌上鋪滿了名貴菜肴，和地上一堆空酒瓶。做大陸精英，你得藏在暗角。

就算讓自己人看見也不行，因為你怕別人有太多的聯想。只有關上房門，大家才能輕輕舒出一口氣，從外頭那個極度污濁吵耳的世界裏脫身而出，享受熱毛巾敷臉的濕潤，與服務生的謙卑禮貌。也只有關上房門，你才確定聊天能夠聊得盡興。沒錯，自古以來，我們吃飯的目的就是為了說話，而飯菜本身只不過是談話的藉口與燃料。

比起三十年前，今天的中國人說話自由了，私下罵誰都可以，言論再反動都不怕。可是，仍然會有某種神秘而又不一定與政治相關的氣氛躲在意識的深處，使我們感到方便與不方便的區別（每次約朋友吃飯，他們都叫我這個香港人不要錯把位子訂在大廳，因為怕不方便，而且不管那些朋友是甚麼人）。原來房間的內外就是便與不便的差異。

前兩天，我和幾個朋友晚飯，一時不慎，事先沒訂包房，結果被迫坐進大廳一個稍帶屏風的角落。席間我談起這個國家的怪狀：“領導人常常公開說一些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而且他心知肚明連聽的人也不可能相信；至於聽眾，他們固然不信，他們甚至還知道那個說話的人自己明白。整個國家就是這樣維繫在一種神奇的默契裏頭，人人清楚，但誰也不拆穿。”我說這話的時候，聲線不自主地壓低，我的朋友則很有默契地俯身湊近，在這不方便的環境裏面，我們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