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先來看看兩個現實。一是美國最大報業集團甘乃特（Gannett）在上一年7月份宣佈裁員1400人。這個舉措不會影響甘乃特旗下最知名的《今日美國報》，但一般評論都認為它反映了美國乃至於全球所有傳統報業危機的日益深化。二是以嚴格網路管控著稱的伊朗政府竟然無力阻止改革派支持者透過twitter對外發放訊息。在去中心化的“微博客”面前，伊朗當局無論再怎麼努力地封閉網路，仍然無法抵擋技術嫺熟的新一代用手機等通訊裝置彼此溝通，協調行動，造成媒體口中的“twitter革命”。把這兩個事件連在一起，我們就能看到一場此消彼長的媒體變革了。消的是反應緩慢，容易管理，由一個發送端對多點散放資訊的傳統媒體；長的是靈活機敏，難以控制，每個資訊接收者同時是傳播者的新媒體。儘管中國的報業仍然處於成長期，許多電子廣播機構的收益也還在不斷上升。可是五年後、十年後呢？到時還有多少人願意呆呆等待晚上的《新聞聯播》告訴他們天下大事，又還有多少人會甘於接受權威報刊提供的“正確觀點”呢？念及中國新聞體制的特殊國情，也許將要發生在中國傳統媒體身上的危機會比其他國家的同行更嚴重。

美國的新聞機構確實被互聯網壓榨得抬不起頭來，可是它們打的不是一場正面遭遇戰，而是名副其實的壓榨。確實有不少人放棄了報紙和電視，培養出在手機和網路上搜索訊息的新習慣。但只要仔細分析那些新媒體上的熱門新聞，便能發現它們的源頭仍然是傳統的舊媒體。也就是說，就算美國人都不看報了，為他們發掘第一手消息的也還是報紙記者。所以，美國報業才會如此針對Google，覺得它的方便工具免費奪走了本來屬於自己的收益。所以，許多老牌大報還能標榜自己的專業權威，以為這是打贏網上各種小道流言最後的倚仗。

可中國呢？看看過去一年多來發生的所有大事，裏頭有幾成是傳統媒體首先報導的？範跑跑、躲貓貓，與最牛釘子戶，一直到近日的鄧玉嬌案和石首群體事件，傳統記者總是在跟著線民的屁股走。換句話說，網上的論壇和博客已經漸漸取代了記者的功能，成為開發新聞的第一源頭。我常常對學生開玩笑，說今天的記者很輕鬆，他們再也不用日曬雨淋地跑現場，他們只要坐在家裏的電腦前面就行了，因為網路就是他們的新現場。如今再加上微博客的風行，任何一個配備了可攝錄影手機的老百姓都成為公民記者，反應比有些職業記者還要快。任何一個熟習代理伺服器，並且熱衷派送訊息的普通人，都能成為一個個人新聞社，比所有報社電視臺更自由更奔放。

中國的職業新聞工作者受制于官僚化的管理，遇到大事得先等通知，即便最後去到了現場，也比線民慢上好幾拍了。而且傳統媒體也很難以權威自誇，標榜自己的新聞最客觀最全面，審核消息的過程只求真的新聞專業為准，明明大家在網上能夠看到故事的不同版本和豐富細節，你憑甚麼說你才是最正確的呢？

這就是今天中國媒體的最大危機了，它是一種信任的危機。美國受眾棄報紙取網路圈的只是方便，未來的中國受眾則是壓根兒不再相信報紙。權威傳媒甚至被人當做笑話，其報導模式成了有名的段子：“前面十分鐘領導很忙，中間十分鐘國內形勢一片大好，後面十分鐘國外局勢非常動盪”。雖然這只是笑話，未必就是實況的準確呈現，但它背後那種壓力的情緒卻是遮也遮不住的。

從保守的新聞角度來看，這股趨勢的危險在於它會為許多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製造了繁衍空間，有心人更能惡意生產謠言，讓它們在網路上蔓延變奏，掀起傳統傳媒澄清不了遏止不住的破壞力量。如果從有效管治的要求來看，它帶來的問題就更嚴重了。幾年前，沙士疫潮帶給大家的教訓是政府必須第一時間搶佔新聞發放權，務求最快最真，毫無保留地公佈它所掌握的資料，如此方能消弭謠言耳語的散佈，免除人心惶惶搶糧搶水的亂象。然而這裏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政府發放消息的管道本身必須是可靠的。如果民眾平常就不能完全相信電視報刊，以為手機和網路上的東西才是事實，到了危機時刻，傳統媒體還能發揮穩定局面的作用嗎？單以這一點而論，政府的權威和傳統媒體的權威是綁在一塊的。所以，為了維護有效的管治，看來就得協助傳統媒體恢復它們應有的權威，拆牆鬆綁，使職業記者的速度跟得上一般百姓，使新聞流程更自主，事件的覆蓋更全面。這不一定能讓傳統媒體順利度過技術變革和產業轉型的難關，但起碼能令它們不致于輸掉信任的搶奪戰。

或許有人會說，不用這麼麻煩，乾脆把微博客通通封掉，不准發售一切帶鏡頭的手機，然後加大網路的過濾與監控就好了。當然，我們都知道這種建議是何等地荒誕，何等地不可行。

三十年前，根本沒人猜到手機短訊會是主要的人際溝通形式，face book會把筆友變成歷史名詞。技術的演化實在太快，馴服它的努力往往就像兮父追日，徒勞無功。政府對資訊溝通的管理因此也很難再停留於鎖定資訊源頭的硬管理，反而要逐步轉型為利用資訊市場的軟管理，不能再以阻擋不利資訊為最終目標，而要預設一切資訊皆有可能流布的情況，從而思考種種對應策略。不過，這已經是另一個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