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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有一群朋友響應全球呼召,在香港發起了抵制麥當勞的運動。因為麥當勞很不環保,從她們耗用的紙張到龐大的牧場,全在消損可貴的地球資源。而且麥當勞發明了一種新型的雇傭關係,以臨時散工代替長期的契約,時薪低得可恥,其他保障幾近於無,但她卻不斷用大家庭的溫馨形象去虛飾資本家剝削勞動階層的真相。還有,麥當勞很不健康。這在今天已經是個常識了,可當年她在登陸日本和中國的初期,均曾宣稱自己賣的東西經過營養學的精心計算,科學程式的嚴格處理,能夠提供每日人體所需。再加上她的超級大M與麥當勞叔叔那不見底蘊的笑容,十足是個美式資本主義文化的代言人,我等有良知有熱血的激進青年焉能不反?焉能不抵制?

然後,十幾年過去了。一個當年帶頭搞運動,如今在美國教書的左翼社會學家很驚訝地發現我竟然還在孤獨地杯葛老麥。他說:“說來真是有點不好意思。我們早就都放棄了,沒想到當年不太熱衷社運的你反而堅持至今”。我瞭解,人在異鄉,難免要找個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味道去一解西風冷雨所淋起來的鄉愁。吊詭的是,在美國求學教書的他竟把麥當勞當成能慰遊子心的驛站,覺得她的魚柳包和炸薯條有家的味道。

在我這一代人裏面,有誰的童年記憶會少得了麥當勞呢?我記得她曾是我童年的獎賞,要是我聽話,媽媽很高興,她就會帶我去麥當勞吃一頓有蘋果批有大奶昔的豐盛大餐。例如某年的暑假,我天天去尖沙咀的青年會游泳,也許是我遊得還不錯,媽媽便以麥當勞作獎勵。我喜歡池水的清涼,也喜歡魚柳包的實在,於是下意識地把兩者聯繫起來。美好的因結出美好的果,游泳與麥當勞變得密不可分,我就像只快樂的海豚。

難怪《經濟學人》要制定出一套巨無霸指標來衡量世界各國的物價水準,因為麥當勞的確是全球化的象徵,幾乎每個國家都有,並且每個國家的味道都一樣。對遊客、移民和留學生而言,麥當勞是陌生環境中唯一一個不陌生的地方。只要走進去,他就不用再擔心自己看不懂餐牌,也不必害怕自己的舉止會不會冒犯當地人的禮儀習慣。就像在老家的時候一樣,他站在櫃枱前面排隊,輪到自己便用最簡單的英文甚或手指去點菜,然後自己拿著盤子選一張桌子坐下,在完全標準化的座位上吃標準化的食物。這就是麥當勞五十多年來最成功的地方了。食物是一個人身份認同的核心,常常和家庭、文化與民族捆綁在一起,而麥當勞作為一個外來的異質元素,竟然成功打進這個核心,讓全世界好幾代人把她當成自己的家,當成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終於,我今年又開始光顧麥當勞了。為了讓自己的良心好過一點,我告訴自己:麥當勞也許是彈性雇傭制度的始創者,但這已經是資本主義不可抵擋的大勢了,而且除了麥當勞,還有誰會對學歷不高經驗不多的年輕人大開方便之門呢?我又告訴自己:在反全球化運動的聲勢之下,麥當勞已經開始改變,多了環保裝,少了有違健康的食材,同時儘量放低身段。我給自己最主要的藉口是去觀察,看看身邊的人如何生活,不要把自己搞得太憤怒太疏離。

然後我看見她是許多學生溫習功課的好去處,比起嚴肅的圖書館,她氣氛輕鬆,飲食無忌。她是“夜青”的休息中心,比起街頭的冒險與家庭的壓抑,她既安穩又開放。更令我吃驚的是清早那一群老人,他們坐在裏頭悠閒自得地翻看免費報紙,咖啡可以不斷續杯。也許他們在家裏是孤獨的,於是這個地方的人氣能使他們感到自己依然是社會的一分子。

難怪香港人會為麥當勞取出一個“老麥”的親切綽號,這是其他速食店做不到的。假如“老麥”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象徵,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這個象徵所代表的一切已經構成了日常生活的現實,你無所逃於天地間。在這“家”的幻影之中,尋找出口就和電影《Matrix》裏的人類反抗一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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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梁文道

134篇文章 13年前更新

生于香港,少年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首篇剧评见于《信报》文化版。曾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现为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凤凰卫视评论员,中国内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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