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中國曾經是個全能主義國家，政府無所不能，人民則無所逃於天地間，幾乎你想得出來的所有事情，皆在政府的規劃之下。大如產業結構、資源分配，小如個人的娛樂方式、家庭生活，全都離不開國家的指揮佈置。我還記得農村裏的長輩告訴我，在文革高潮的那段期間，就連新春拜年也不行，大家道上相遇，只能暗自點動手指，權充作揖。

而改革開放，就是一個國家退卻的歷程。今天的年青人可以選擇聽搖滾，也可以崇拜周傑倫，因為國家不管了。畢業之後，政府不再為你分配工作。獨立城家，你也不能指望政府替你安排住處。生病入院，你發現公立醫院要先跟你算錢，甚至報案申訴，有時候也得花錢才能買到你以為不用錢買的服務。這個國家到底怎麼了？它退要退到甚麼地步？為甚麼你覺得它不該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你覺得它不該出現的地方，它卻好端端站在那裏穩如泰山呢？我們還要仔細思考這種種該與不該，依據何等標準，何種原則，我們能夠判斷國家在與不在的範圍和義務？又要用甚麼模型和方法去解釋它的在與不在？更不要忘記，這三十年不是一個國家全面後退的直線歷程，這三十年它且進且退，反反復複，有些領域它失而復得，有些地方它卻一去不回。

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幾乎三十年來的所有爭論都離不開這國家退與不退，何處該退何處不該退的大主題。有人認為國家退得不夠徹底，這種人通常我們叫做自由派。有人認為國家退得太過分，這種人通常我們叫做新左派。為了理解這種種混淆晦暗的現象，我們又曾經歷不同的重大典範。如果不嫌過簡的話，我會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主題是“個人”，大家直接把改革開放看成個人抬頭、人性複歸的契機，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至本世紀初，主題變成了“市場”，改革開放被視作國家和市場之間的探戈與博奕。無論是談個人還是談市場，我們都能畫出一道軸線去安放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態度，把它們粗略分為左右兩大陣營。

那麼今天我們該談甚麼呢？著名評論家熊培雲在其近著《重新發現社會》提出的答案正好是我念茲在茲的課題：社會。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原來還有社會的存在。在政府和市場之外，不能忘記還有社會這一大塊。既然熊培雲已經用了一本書的篇幅去談社會，而且說得極為精采，我就不用贅言了。但我還是想提醒大家“社會”這個東西的曖昧。按照培雲兄的思路，社會雖然不盡等同公民社會，但二者卻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如果是這樣的話，高標社會就有靠右的嫌疑了。因為當前的中國十分特異，曾有媒體指斥公民社會是西方普世價值那一套的產物，不合國情。也有左派中人認為公民社會只是黑格爾市民社會的換裝，乃代替市場的好聽一點的說法。然而，我們也知道社會曾經是西方右翼重點招呼的對像，海耶克固然批評“社會”以及“社會的”等辭彙的濫用，前英首相戴卓爾夫人更公開說道“社會是不存在的”。近年反全球化運動的其中一句口號“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化的社會”，似乎又在在證明了“社會”左的嫌疑。究竟社會是右派掩人耳目的新武器，還是左派暗渡陳倉的小通道呢？

對於這個問題，熊培雲的確給出了一套典範轉移的新思路。儘管在我看來，他對許多問題的細節處理要比我右傾，但這套思路卻是我非常認同的。那就是用“上/下”去取代“左/右”，提出社會，就是為了移置左右之間許多不必要的爭論，重新認清中國的難題仍然是國家高高在上，社會被壓在底下不得自主不得喘息。社會若是不能自主自存，左右之分也就無甚意義了。

聽起來很抽象，實際上它具體得不得了。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人只要一說“言論自由”這四個字，就被認定是自由派，彷佛言論自由是自由主義的專用名詞。可是，難道新左派就用不著言論自由？就用不著無所顧忌地表達心中所想嗎？當然不是。可見言論自由實在是任何立場都應共同預設共同捍衛的基本底線。而熊培雲所說的“社會”，大略言之，就是一系列基本底線所劃出的界域。沒有這個界域，沒有這一系列基本底線和共同價值，就甚麼都說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