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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曾經帶著一種非常樂觀的情緒,想要為自己書寫一份病歷。理由很簡單,因為我不明白為甚麼我和我家人都沒有權利去翻看病床前的那份病歷表。明明是我的,但醫院卻不准我們動它,只有醫生能夠檢視,而且也只有醫生才看得懂,因為它的語言是一些符咒般的術語,沒受過專門訓練就無法確切解讀。於是書寫自己的病歷就是恢復自我主權的行動,用自己的語言把身體上發生過的事件一一寫回自己的生命歷程,將醫學目光下的徵候、資料與例證還原為有意義的經驗。說到底,那些病是我的,它們的影響也全都是我的,不是嗎?

可是,後來我卻不得不放棄將它寫成一本小書的嘗試。首先,我不知道病的範圍應該如何界定。例如廣東人常說的“頭暈身興”,那種不知來由莫名其妙的不舒適,那種平凡如“踎低起身見頭暈”的微細動盪,它們究竟算不算病呢?可以肯定,並不是所有身體上的不適都可以稱作病,即使感冒,在絕大部分人的眼中也說不上是有意義的疾病。因為疾病是種數量,只有當不舒服和不健康達到某個指標,才能轉成病理學定義下的病,一點點的頭疼腹脹根本算不上甚麼。也就是說,病固然是不健康和某種身體狀態上的不穩定,但並不是所有的不健康和不穩定都能因此簡單地歸入病的範疇。如果不是病,那些渺小的不適又是甚麼東西呢?相對于一切不適以至於嚴格意義下的疾病的穩定與健康指的又是甚麼?

李智良在《房間》裏寫出了健康和穩定的複雜意蘊,它們絕對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光潔平滑,能夠和疾病與不穩構成簡單的對立:“沒有康復這回事呢!你聽過感冒康復者沒有?你聽過腸炎康復者沒有?感冒、腸炎好翻,還有人會叫自己做感冒康復者、腸炎康復者嗎?”可是我們卻會稱一個人為精神病康復者,猶如刺青,又像烙印,一旦患病,它就永遠刻在你的身份上。哪怕你康復了,它還會以康復者的名義繼續跟著你。所以李智良又說:“那麼,病不僅是病,它是社會性的一種生存狀況,或者和愛滋病、乙肝、肺結核相似……他不僅是病者,而且是帶病者,隨時病發或復發……”

身為精神病患,李智良不是要寫一個陽光的、快樂的精神病人康復之後重投社會的勵志故事,也不是要寫一個叫大家摘下墨鏡,不要歧視精神病的正面勸說,相反地,他正面朝向所謂的穩定,告訴大家康復的不可能。他長期服藥以換得醫生所說的穩定,結果是頂著鼓脹的肚子、沒有性欲、工作丟了的身體、忍著腰痛又懼怕回家的路程。但醫生卻說:“你吃著藥不是穩定得沒有重大病發嗎?”在醫生眼中,穩定的意思總是包括:穩定的工作和收入、穩定的情侶關係、穩定的情緒、穩定的性生活、穩定的家人關係、穩定的藥物血含量和其他內臟功能指數……他無疑是對的,全香港幾十萬服用精神科藥物的人口都需要穩定,沒有人願意承擔幾十萬名精神病患變成不穩定的後果,他們的人生就得懸空擱置、限在最穩定不誤的軌跡上。

因此,服藥是用一種磨人的不穩定交換大家可以接受的穩定,用一具非常不健康的軀體取得精神病康復者的身份。這樣的狀態真說得上是穩定和健康嗎?也許,我們的穩定生活只不過是一場很大的誤會,就像電影《Matrix》一樣,天上的飛鳥,水面的浮萍,與剛剛上桌熱氣騰騰油脂聲吱吱作響的牛扒,全是被扭曲被製造的幻像。而真實,卻黑暗深沉地可怕,令人不敢直視,甚至不想知道它的存在。

李智良的《房間》最令人震驚的,不是他寫自己服藥求醫的痛苦歷程,不是他怎樣張揚地描述私生活(例如一而再,再而三地拉肚子),而是他眼中的正常生活:來到三十歲,最討厭莫過於參加婚禮。參加婚禮比參加喪禮要難受得多,要做禮金、要衣著光鮮,要介紹自己交待近況,要拍數碼照,要看愛情宣傳短片,也要避開某些話題,更要看起來非常由衷祝賀一對多半會離婚收場的新人,又要和不太認識的人同枱吃飯喝酒、吸煙又要孤伶伶走開一旁。參加喪禮可簡單地多,只要哭喪著臉,鞠躬,靠一邊坐就成了(《三十而立》)。

在他看來,日常總是帶著那麼一點令人不安的虛假造作,彷佛他比一般人更能依稀感到後面還有一個真實。不過我們必須注意,虛假和虛偽是不同的,真實與真誠也是不一樣的。李智良不懷疑那些會做禮金,衣著光鮮的人的真誠,他也不會自鳴清高地把自己視為一個憤世嫉俗的怒漢。不,他只是強調我們如何真誠地要做一連串的事,要介紹自己交待近況,要拍數碼照;就如演員,我們必須行禮如儀地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好撐起這個穩定不變的世界。光是在一場婚宴裏頭,李智良就為我們數出了九個“要”。

我不想把李智良的病和他看到的日常納入一個簡單的因果關係裏面。比如說,因為他有病,所以他看見的世界才這麼不正常。實況或者恰恰相反,是我們這個世界太可疑,總會有些程式上的錯亂,總會有些毫無意義毫無來由的噪音,只有一個要靠長年服藥才能進入穩定秩序的人,可以意外地發現這個世界的邊界,可以敏感地意識到那些錯亂與噪音的存在:“我明明一個人住,但為何總沒法清靜”。他考慮過廁所水箱漏水的問題,鄰居的笑鬧,清潔工傾倒垃圾的動作,以及街頭流浪貓的喊叫。然後,“好久以後的一個晚上,淩晨回家,走在幾幢大廈圍攏的屋苑中庭,保安員正在更亭打盹的時刻,在停車場的道口我突然清楚聽見那個低鳴,它見證自己,如變成了空氣”。那些終日纏擾他的噪音原來是:“我抬頭一看,每晚聽見的Noise Floor,原是六幢廿多層樓每層十幾戶每戶兩三部冷氣機一起發出的,共鳴”(《聲音》)。

按照齊澤克的說法,意識型態的作用在於提供一套秩序,它不斷消除自身之不可能的種種痕跡(正如《Matrix》裏面的虛擬世界要不停清理程式出錯所造成的混亂),好使我們不能看見真正的現實。問題是,那個所謂的真實是你永遠不可能看清楚的。萬一你看到了,你也無法理解它,說不出它究竟是怎麼回事。因為我們用來認識世界述說世界的這套語言,正正就是最大的障礙,正正就是讓你無所逃於天地間的穩定秩序。

這也許就是李智良的文筆那麼奇兀的原因了,常常在不該停斷的地方休止,常常犯上一個作家不該犯的文法錯誤,很詩意,但又夾雜了方言俗語與理論名詞。這是因為他的中文不夠好嗎?畢竟他的第一部作品是用英文寫的呀。

請回想《Matrix》裏面那些覺醒的先知,總是反復說著些晦澀難明的神諭。要用我們習以為常的語言來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虛假,要用屬於秩序矩陣的符號去表述一個前秩序的混亂狀態,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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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梁文道

134篇文章 13年前更新

生于香港,少年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首篇剧评见于《信报》文化版。曾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现为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凤凰卫视评论员,中国内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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