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年齡的增長並沒有使我更明智，反而讓我漸漸失去了判斷其他人的能力。一個專門對付舊區街坊，和地產商眉來眼去的官員也許不是好官，但我發現自己再也不能像前幾年那樣理直氣壯地罵他是無恥狗官了。因為我會自己胡思亂想，假想他私底下也許是個樂善好施的人，甚至會在非常時刻奮不顧身地沖出馬路，抱起一個快要被車子撞倒的小孩。而這種事，我很可能是做不出來的。年紀越大，我就越難判別一個人是不是好人，因為我不能掌握任何一人的方方面面，下不了這麼絕對的判斷。

例如那些巧言令色的銀行員工，把一堆風險極高的金融產品硬說成是安全穩當的迷你債券，騙去了不少老人家大半輩子的辛苦積蓄，然後金融海嘯一來，就令他們的血汗錢盡化烏有。在我看來，這種行徑無異於從人家的錢包裏偷錢。可是，我並不相信這些人會在大街上扒老太太的手提袋，或者直接闖入他們家爆竊保險箱。既然如此，這些斯斯文文笑容可掬的傢伙怎能當著一個老人的面，告訴他買迷你債券是項絕無風險的好投資呢？難道他們沒意識到這是在騙人嗎？難道他們不覺得這幾近於行竊嗎？

近年享負盛名的行為經濟學家丹·艾瑞利（Don Ariely）也有相同的疑惑：“你覺得策劃安隆弊案的那些人……會拿根棍子敲昏老婦人，搶走她手中的現金嗎？”然後他設計了一連串的實驗去尋找答案。而實驗，正是行為經濟學這門學科的看家本領。踩在傳統經濟學和心理學的邊界上，行為經濟學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人類的動物精神。

《動物精神》是最近非常紅的一本書，聽說奧巴馬和他的幕僚都很喜歡。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艾可洛夫（George Akerlof）與“非理性繁”這個名詞的創造者羅勃·席勒（Robert Shiller）在凱恩斯的《通論》裏找回動物精神的概念，想用它說明所有人類行為裏非經濟非理性的元素。他們把人類行為的動機分成經濟的與非經濟的，再把人類的反應分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兩兩配對，於是就可以得到一組四方格了。他們認為在這四個格子裏面，主流經濟學只關注到了經濟動機加上理性反應那一小格，至於經濟動機配對非理性反應，非經濟動機配對理性反應，以及非經濟動機配對非理性反應這一大片，就全部成了空白的盲點。他倆合著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修正主流經濟學的觀點，人類並不完全是傳統所說的理性的經濟動物。

行為經濟學在這點上就可以大派用場了，丹·艾瑞利的《可預期的不理性》便是其中最有趣的一部著作（原名《 Predictably Irrational》，但台譯本譯成《誰說人是理性的》，聳動之余有失原意）。四十歲不到的丹·艾瑞利曾經在以色列服役時意外燒傷，壞了全身七成的皮膚。足足三年，他躺在醫院，那兒都不能去，沒想到這三年竟是他學術道路的起點。因為他被隔離在社會之外，反而有機會用局外人的角度去觀察自己以往的行為，思考一般人所作所為背後的因素。他的好奇心一發不可收拾，免費贈品為什麼老讓人買下多餘的東西？貴價但無藥效的藥又為什麼能治好疾病，這都是他在書裏提出的問題，並且一一付諸實驗解決（關於藥物的研究還為他得到了2005年搞笑諾貝爾醫學獎）。

有一回，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宿舍冰箱裏偷偷放了六罐可樂，隔幾天，它們全都不翼而飛。不用問，這自然是學生幹的好事。接下來，他又放了一個小碟，上頭有六張一美元的鈔票。你猜結局如何？居然沒人動過那些錢！然後他設計了一個正式的實驗，請三組學生分別回答二十道簡單的算術題，每答對一題就有五毛獎金。第一組答完要請工作人員計分；第二組則自己計分，然後向工作人員拿錢；第三組麻煩點，自己計好分後，先找另一個工作人員拿代幣，然後再用代幣換回現金。這其實是個誠實測驗，結果是第一組學生被迫是最誠實（因為分數是人家算的），第二組自己算分的學生就開始虛報分數領錢了，第三組的學生是最不誠實的，謊報自己答對的題數要比第一組多出兩倍。

這個實驗證明了一個道理：同樣是欺騙偷竊，人類對非現金的東西特別不在乎。雖然一罐可樂也值一美金，但偷可樂要比偷錢心安；雖然一枚代幣可換五毛錢，但騙代幣要比騙現金沒負擔。這種心理一點都不理性，但卻能夠說明一個平常不偷不搶的人為什麼會在保險賠償的時候誇大失物的價值，會把酒吧花費算在出差報銷裏頭，甚至竊取別人在網上遊戲裏的寶物。同時，這也解釋了金融欺詐，以及銀行員工勸人買迷你債券時的心理。因為那都不是現金，而人類莫名其妙地敬畏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