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檢測一個人究竟是樂觀還是悲觀，我們得先看看他是不是唐德剛的讀者。如果他不是，那就按照古方，給他半杯水。如果他是，那麼便對他再說一次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提醒他中國還得再花上好幾十年才能轉成一個民主的現代國家。他要是驚呼：“天呀！還要等上那麼長的時間嗎？”我們便能肯定他很悲觀了；相反地，樂觀的人則會含笑歎道：“苦日子快完了，中國有望！中國有望！”那麼唐德剛自己呢？我想，他必然是樂觀的。

許多人認識唐德剛皆從他的口述史學開始，我卻莫名其妙地在少年時代先讀到他早年的論文《中國郡縣起源考》。見他從“縣”和“懸”這兩個字的關係，推斷郡縣本是古諸侯國未曾分封暫時懸置的行政區時，真是大開眼界，發現教科書外的史學竟是如此有趣。很多年後，我依次看完他的作品，才發現這篇論文的旨趣始終不脫他一輩子念茲在茲的中國轉型問題。而他的樂觀，或許也就是來自于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吧。

想想看，上一次的中國大轉型從分封采邑轉向設郡置縣，從封建制度轉向中央集權，由戰國轉到漢朝，這一轉就轉了足足三、四百年。按照唐德剛大膽推測，眼下這一輪告別中央集權駛向現代民主的轉型，則只不過是區區兩百年的工夫罷了。更況吾人已經趕上是次轉型的尾班車，說不定到了2040年便能離開三峽，一日千里。這叫人怎能不樂觀呢？

唐德剛這套說法很容易被更科學的史學家鄙夷，或者覺得他沒有足夠的支持，越出了嚴格的實證規範；又或者覺得他大而化之，以雜文的筆調寫出這等大命題太不嚴肅。然而，唐先生的讀者都能明白，這是他長年埋首近現代史料，親炙不少關鍵人物之後才能得到的一份貼切觀察，是種積年累月的閱歷所磨出來的直觀分析。也許它的論證結構不夠周密，但它的確是一位有才氣的史學家以敏銳靈感所孕育出來的史識。

例如在評注他的老師胡適的口述回憶時，有點誇張地把讚美孔子的話拿來稱譽胡適，說他是聖之時者。那是因為中國當年的學術仍在發展中階段，大家只能搞恰當學術（appropriate scholarship），而胡適正正是一位了不起的恰當學人（appropriate scholar）。他對胡適夠熟悉，所以在尊師重道之餘，更能近距離地發現胡先生的局限與點出學問上的半新不舊古今折衷。這一點恰好又接上了他那套轉型史觀：“近百年來的中國現代化運動是個整體。在其他方面都沒有完成現代化的情況之下，學術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胡適結合幹嘉考證與實用主義，半西半中的“整理國故”，便是既無可奈何卻又適逢其會的恰當學術了。

只要細心地看，任誰都看得出來強把唐德剛著名的口述史學和他體量龐大的通史寫作分開來是不對的，因為貫注其民國通史的史觀恐怕就是他做口述史的感性後果，替胡適作傳，於是想到學術和時代轉型的關係；沒有前者，後面的判斷是出不來的。

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余英時先生把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說成是一種比喻。我猜他這麼說，已經是很客氣的了，因為在許多嚴肅的學者看來，這套大而化之的講法根本沒有足夠的論據支持，構不成一個有學術意義的假說。更糟的是，唐德剛還要大膽預測中國的轉型可能會在2040年左右完成，到時候甚麼法治民主全都會燦然大備，幾代人用血淚追逐的夢想終將實現。莫非他以為自己掌握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有一具能測天機的水晶球？

其實，比喻也沒甚麼不好的。許多開一代風氣的史學論斷在今天的學院標準看來，也都只不過是些比喻罷了。吉朋把羅馬帝國的衰亡歸咎於基督信仰的興起，難道這又是個有效的解釋嗎？恐怕不是吧？有時候，公眾對史學的要求並不太高，他們只是想要一套勉強能通古今之變的敍事，使他們大概知道自己身處何方，瞭解自己這時代與過去的關係，最好還能發揮點照明的作用，為暗霧籠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輪廓。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和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就是這種公眾史學的最佳範例了。

假如把史學看成寫作，把史學家看成作者，也許我們會更能明白作者唐德剛的苦心孤詣。躋身於千年未有之變局，生逢爭戰離散的亂世，唐德剛一定很想搞清楚這是個甚麼世代，也一定難免要把他的見聞和研究當成可資反省的體驗。而體驗正是文學想像的基礎（不管是甚麼意義下的體驗）。比喻也好，文學想像也好，那都是能讓我們咬緊牙根活下去的救生圈。這個國家夠荒唐，這一百多年也夠苦了，不發揮一點苦中作樂的想像力，將種種不可思議的遭遇放在歷史的長河之中遙距觀測，甚至嘻笑把玩，唐德剛和我們又怎能面對那些沒有意義的殺戮，與荒謬透頂的結局呢？

你看李宗仁在回憶錄裏記述的民國士兵：兵敗時軍紀廢弛，士無鬥志，沿途騷攏焚掠，直是古書裏記載的亂軍，沒有半點現代軍隊的模樣。就算見到身為長官的李宗仁上前斥喝，那些正在強姦民女的士兵也敢持槍反抗。晚年的李宗仁回憶起來，還是要痛心自責，不能原諒自己的無能：“黑夜之中，我隨從的衛士又不多，也無法管束。統兵者治軍無方，為害百姓，罪大惡極，實難盡言”。你只能把這場面看做是軍政現代化的轉型階段，才能稍解心中的苦悶與無奈。

心胸一寬，許多傳統的負面人物也就值得同情了。近年替袁世凱翻案的人不少，唐德剛或者是其中較早的一位，他在《袁氏當國》裏說：“袁老四先做總統做得很起勁，並發誓要帝制永不再現於中國。何以口沫未幹，立刻就違誓要做皇帝呢？這雖然是他個人野心的終於現形，其實他也是經過一整年的親身體驗，確實也體會到，共和國體不適合中國國情……因此才要開倒車，搞獨裁，做皇帝。”要知道當年中國人口四億，其中八成是文盲，剩下的兩成也還都不曉得甚麼叫做民主。因此國會裏八百多名議員其實是沒有選民的議員。這批議員也多半不是甚麼好鳥，往往是前清想當官謀職的轉型政客，沒了科舉，遂把選舉當科舉，自求入朝致仕，完全沒有代議政治裏的代表意識。乃至於弄得民國初年的政局烏煙瘴氣，真叫人懷念大清的有規有矩。

轉型，就將這一切看成是轉型必經的陣痛吧。深圳市政府最近宣佈禁止十來種非法上訪（所以合法的也就沒剩幾樣了），其中一種是自殺。自殺也能禁止嗎？能的，中古歐洲就禁止過。如果不把這項堪與古人媲美的禁令看成是轉型未成三峽未出的殘留尾巴，你說，日子該怎麼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