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倫敦的林奈學會舉辦了一場也許是科學史上最古怪的論文研討會。這天傍晚，三十多個聽眾無精打采地聽完了論文宣讀（也有人說是二十多個），沒提意見，也沒有問題，好像甚麼都沒發生過似的，散會之後便各自回家，完全不像世界即將改變，一股風暴就要襲來。在他們剛剛聽到的論文裏面，其中一篇是彼時遠在摩鹿加群島寄回來的《從原始形態探究異體不確定地分異傾向》，另一篇則是達爾文《物種源始》的概要。也就是說，這一天他們目睹了演化論的正式登場。

“為甚麼會這樣？”美國科學作家大衛·奎曼（David Ouammen）在他的《完美先生達爾文》（The Reluctant Mr. Darwin）裏問了一個很多人都想問的問題。他的答案是華萊士和達爾文都沒有提到令人敏感的演化這個字眼。而另一個聽眾沒抓到重點的理由，也許是他們從未問過自己一個物種如何變成另一個物種？這個達爾文和華萊士正在回答的問題。看來他倆關心的問題太過超前，乃至於時人根本聽不懂他們的解答。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雖然從前沒人能像達爾文這樣精巧系統又佐以大量實證地構築過演化論的框架，可是生物演化的想法老早就出現過了。在法國人拉馬克之後，各種版本的演化思維更是層出不窮，蔚為風潮。我們甚至可以說時代精神已經走到那一步了，只待有人承擔起宣示它具現它的責任，讓演化論水到渠成地敞露成形。否則，我們又該如何解釋事情的巧合？為甚麼達爾文和華萊士這兩個身份和經歷完全不同，彼此也從未見過面的人會在地球的兩端同時提出相近的想法呢？

今年適逢達爾文兩百周年誕辰，市面出現了許多種達爾文的傳記以及演化論的歷史，我挑了好幾種回家細讀，不是湊熱鬧趕時髦，而是因為我一直對這段歷史十分著迷。那裏頭有太多令人神往的細節，你可以從科學社會學的角度分析達爾文與華萊士在演化論之父這個頭銜上爭端，也可以懷念紳士科學家的最後霞光，還可以具體進入達爾文的個人生活，瞭解他如何在背棄了信仰之後還能坦然接受至親的死亡，與一位虔誠的妻子共渡生命的結局。當然，我們還能回到那個總是叫人浮想聯翩的問題：一種觀念是怎麼出現的。

關於這個問題，傳統上有兩種進路。一種是傳記，深入考掘一個主角留下來的文檔，從他的生平言行看他孕育和孵化觀念的艱苦歷程，看他如何一步步推導出震動世界的想法。另一種是老派的觀念史，以抽象的觀念取代具體的活人，分析一個陳舊的觀念接引出一個新觀念的結構，似乎思想者只是完成思想的工具。

看達爾文的傳記，我能體會他緊張的情緒，因為他在自家的花園裏養育鴿子，培育植物，秘密地探究著一個不敢輕易示人的爆炸性學說。這個負擔如此沉重，使得他總是苦於胃痛（他甚至要在研究室裏辟設一個洗手間，方便嘔吐）。看演化論的歷史，我能感到抽象力量的壯麗，它要來的時候必定要來，就算沒有達爾文，它也會扶起華萊士，叫後者完成那恍如命定的功業。演化沒有目的，問題只在於演化的單位是甚麼，是基因還是個體？觀念的散佈亦可作如是觀，是人在傳佈演化的想法，還是演化的“彌”（meme）在利用人呢？對於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晚上那些聽眾來說，這一切也許只不過是學術史上不值得注視的細微變異，正如我們偶爾在街上看見一個目光如隼相貌精奇的人，但不知道他可能就是一支新族群的祖輩。

雖然達爾文的《小獵犬號之旅》至今仍是旅遊書寫的經典，但他卻不能算是一個熱愛旅行的人。相反地，他很內向，不喜社交，要是有陌生人登門拜訪，他多半會緊張得想要嘔吐（他是一個常常嘔吐的人，所以研究室裏有一個用小布簾隔開的衛生間，以備不時之需）。自從回國之後，他大半生都隱居在倫敦市郊的唐恩小築，在那裏種花養鴿，做各種各樣的實驗，苦心構思他的理論。

英國古生物學家伯爾特（Michael Boulter）在他的《達爾文的秘密花園》（Darwin's Garden: Down House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裏頭說：“在1840和1850年代被視為歷史大事的事件，如拿破崙三世的要脅等，雖然在當時擾亂了政治家和仕紳階級，現今看來意義不大。同樣地，在當時微不足道的騷動，長期看來卻有著偉大的意義，像是總是不為人知的蚯蚓挖地道。這位住在唐恩小築的文靜紳士算出，他每畝地裏有五萬三千七百六十七條蚯蚓，而拿破崙只有一個。這些鄉村裏的野生生物，無視外界表面的大事件，太平無事般持續雜亂無章地持續進行它們的活動，無論發生甚麼事，都處變不驚。達爾文決定，物種演變沒有終點，沒有目的，無視於帝國的興衰，它都會持續進行下去”。

儘管達爾文的演化論可以無視於帝國的興衰，文明的起落，因為它的時空尺度是如此地遼闊。但我很懷疑達爾文本人是否真的可以不必在乎帝國的存在。要是沒有一個帝國的網路在背後支撐，他能夠在自己的別墅裏安然地沉思寫作，然後創造出如此宏大的理論嗎？

達爾文是最後一代的紳士科學家，這種不必在大學教書為稻粱謀，只需要憑著繼承得來的財富，每天躲在家中的小研究裏專心追求自己的嗜好，就像在他之前的許多大科學家一樣，足不出戶，便可對著望遠鏡窺測天機。不過對於一個地質學出身的近代生物學者而言，這種隱居狀態是很可怪的，畢竟生物學和天文學不一樣，它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與樣本採集。尤其是達爾文。讀過《物種源始》的人都曉得，裏頭牽涉到的物種何其繁多，光是藤壺，就不知道他要做過多少個品種的解剖和觀察才能得出那麼精細的分析了，達爾文怎麼可能隱居呢？

答案就在郵遞。大衛·奎曼的《完美先生達爾文》裏面錄有不少達爾文書信的資料。其中包括一封寄給曾經擁有牙買加地產的英國官員的信，達爾文想問他牙買加的馬長甚麼顏色。大英博物館則把館藏的藤壺標本一箱箱地寄到他家。甚至連他後來的對手華萊士也從印尼的龍目島給他寄過一隻鴨子的標本。雖然他常常拿這種事煩擾一些身在海外的陌生人，但很幸運地，那些人往往並不介意幫祖家一位學者的小忙，例如當時的港督寶寧（Sir John Bowring，順帶一提，寶甯的兒子可能是香港史上第一個蝴蝶專家）。這是那個年代的文化風尚，每一個出海的人都是某程度上的知識探險家。

如果沒有這些遍佈全球的英國人，達爾文就不可能得到那麼多的資料去佐證他的創見，如果沒有一個可靠的環球航路，這些從世界上各個角落寄來的標本、報告和私人觀測紀錄就不可能平安送抵達爾文的郊區別墅。換句話說，在唐恩小築的寧靜外表下，有一座帝國的血脈湧動。當代的後殖民研究和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提醒我們，知識的成長與殖民帝國的擴張是平行並進的雙重軌道，炮艦去到那裏，科學就去到那裏。不要忘記，當年啟蒙達爾文的小獵犬號之旅本來就是皇家海軍的一趟環球測量行動。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當年根本只有英國才出得了達爾文的演化論，德國不行，法國不行，中國就不必提了。

坦白講，我相當佩服往昔那批帝國的哨兵。走進東亞各地的殖民者墳場，我時常站在墓碑前想像他們離開港口時的心情。難道他們不知道前面是無情的大海，異國的語言與未知的命運嗎？難道他們不曉得這一去就可能再也回不到家鄉了嗎？不，他們很明白，然而他們還是去了。在今日中國人的眼中，包括英國在內的這些歐洲王國都只不過是小國罷了，但是他們的崛起之路卻走得如此冒險如此雄大。學者、教士會和商人一同前進，因為帝國的野心也是知識的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