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在合肥和新認識的朋友聊天，他對國際關係特別感興趣，於是我們就說起了前陣子李光耀那番很讓線民憤怒的言論。李光耀的意思是東南亞諸國都很怕中國的崛起，所以希望美國能回到亞洲，好制衡一下區內勢力。我想向這位朋友解釋東南亞害怕中國的原因，便拿雲南一帶的水壩做例子。這些水壩正好建在湄公河的上游，而湄公河則是整個中南半島的大動脈，這幾年越南等地明顯感到水位的下降，非常擔心稻米產量會受影響，但他們向中國交涉數輪之後，始終不得要領，現在都不知如何是好。

朋友聽完之後，很無奈地表示：“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當年美國崛起不也是這樣嗎？先打墨西哥，再殖民菲律賓，後來還當了世界員警。”這句話十分驚人，可是又十分正常。驚人的是它背後隱含的危險訊息：強權就是公理。誰有力量誰發展了，誰就一定要欺負人。正常的是這種道理我一點都不陌生。儘管中國流行對美國說不，不學美國的政制，不接受美國的意識型態，但一說到人權問題，一說到這類敏感的國際局勢，那批中國獨特論的支持者卻往往又用上了美國的經驗支持自己，或者說美國的人權狀況也很糟，或者說美國的發展也是條帝國之道。而且他們都很自然地會以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框架來合理化一切問題，相信物競天擇，相信力量是道德的根本。

我常常感到在現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外國思想家來去不出二人，一個是眾所周知的馬克思，另一個就比較隱蔽但也比較有力的達爾文了。馬克思我們放在嘴上，但真心信服他的人已經不多了；達爾文我們很少談到，但幾乎每一個人都將他供奉在意識的深處。雖然大陸的小學課本仍會告訴學生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原動力，可是真正留在大家心裏的，可能還是發展是硬道理與誰落後誰就挨打這兩句話。

美國學者浦嘉瑉（James Reeve Pusey）是史華慈的學生，依循乃師的道路，他也對外國觀念翻譯到中國之後產生的異變感興趣，而且他也看重嚴複的作用。例如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嚴複創造了兩個漢語辭彙來表達這個概念，那就是後來被合成為四字習語的物競與天擇了。嚴複在《原強》裏解釋它的意思是：“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矯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相宜者也”。浦嘉瑉很正確地指出，這種“爭”的哲學本該是中國思想傳統所不喜的，但在甲午戰爭之後，知識份子羞憤難當，正要尋覓一套能夠解釋危局的理論，這時碰上達爾文，實在是一拍即合，兩情相悅。

浦嘉瑉的《中國與達爾文》講的就是中國人接受達爾文，並且把他中國化的故事。是書資料豐富，涉及人物眾多，然我印像最深的還是兩點：一、比起西方，中國沒有強大的一神教傳統，不太抗拒猴子是人類祖先的想法，故達爾文主義的普及反而比在西方還容易。二、由於我們帶著現實需要去讀達爾文，所以打從一開始，中國學到的演化論就是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混淆了進化與進步，也犯下了從實然推出應然的自然謬誤，隱隱然把實力當成道德原則。

浦嘉瑉最有影響力的主張是認為達爾文幫馬克思鋪好了路，使後者歸化中國的過程更順暢更不受阻礙。熟悉現代西方思想史的人都曉得，西方左派當初是很歡迎達爾文的，儘管美國人會把他當成市場自由競爭的支持者，但馬克思本人卻也很推崇達爾文。直到冷戰結束之前，蘇聯的小學課本還在說達爾文發現了自然進化的原理，馬克思則發現了人類歷史進步的原理。到了中國之後，達爾文更使暴力變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造反有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深信造反和革命是種進化天理的訓命。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有道理了，雖然這只是少數先鋒、少數前驅的專政，只是少數有充分階級自覺的無產者的專政。但事實不可不如此，無憤如何（張菘年語）。因為這少數人是該群進化裏先走一步的適應者。浦嘉瑉還說：“毛澤東把反動派視為進化的返祖分子，他們應該被消滅。人民的敵人是非人民，他們不應該受到人民的待遇”。

從合肥回來之後，我反復想起那位朋友的表情，他那句話說得是那麼自然，那麼自信，彷佛一切皆是天意。如果我下回去越南碰見當地NGO的朋友，我該怎麼向他解釋中國一定要在湄公河上游修築水壩的理由呢？也許我只能請回去好好讀讀達爾文、赫胥黎和史賓塞了，而且還得是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