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塵病也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病。根據考古學家的調查，早在古埃及興建大金字塔的年代，就有記錄顯示當時的工人大批地患上了肺塵病。五千多年之後，我們不蓋金字塔了，但是我們在地面上築起一座又一座的摩天大樓，在地面下挖出一條又一條的地鐵隧道，然後，我們的工人依然得了肺塵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今天的中國竟然沒有辦法預防這麼古老的疾病？更重要的問題是那些病患該怎麼辦，古埃及尚且留有碑文記述肺塵病人之苦，我們該不會令這些有名有姓的人淹沒在歷史之中吧？

肺塵病會讓你原本柔軟的肺部組織堅硬如石（且想像胸口懷有一塊大石的感覺），於是你呼吸漸感困難，不斷咳嗽吐痰，每吸一口氣都沉重得要費盡全身力氣，所以你總是彎著腰喘氣，消瘦的身子再也直不起來。而且它沒有根治的方法，只能以醫藥延緩死期，最後你還是難逃窒息而亡的結局。這麼痛苦的過程如果用財務的角度來理解的話，就是欠債二字。得了肺塵病的工人最擔心的通常不是自己還能活多久，而是死後家人的負擔有多重。有些人考慮過自我了結，可是一想到已經累下的欠債，念及寡女自此之後工作只為還債，幼兒交不出學費上學，他就不能安心尋死了。怎麼辦？他們一次又一次地上訪，希望政府出面協助。假如政府愛莫能助，他們就只好回到那個死不成但也活不了的困境了。

這正是一群湖南爆破工人的命運。他們從1990年代初便到南方某地工作，在這個城市地下堅硬的花崗岩上從事風鑽爆破。不管你是要建地鐵，還是要蓋大樓，這都是非常必要的基礎工作。整個城市之所以有今天這等繁華面貌，這批工人實在是功不可沒。中國政府早在1950年代就把肺塵病列為必須通報的職業病，各種各樣的預防措施也不可能是陌生的先進技術。但不知道為什麼，勞動部門當年從未到過工地檢查，而雇主也樂得省下那一丁點的成本，讓這些剛從鄉下出來，法律和健保意識都不強的工人每天滿鼻滿嘴一層灰地勞動。

今年10月開始，陸續有媒體跟進這批工人的維權之路，看他們的報導，真是叫人驚心動魄。那些病患的淒絕命運，我已不忍復述，那些老闆不承認他們和工人之間有過勞動關係，這也是我們料想得到的。最令人吃驚的是部分政府人員的態度，他們竟然把證明勞動關係的責任全推到工人身上。當那些只憑簡單的口頭承諾便遠來打工的湖南病患好不容易找出一些檔之後，他們卻又講起法律了，說這些檔在法律上還不夠充分，無法證明他們果然做過工人。於是一群為這個城市付出過血汗甚至生命的工人就成了一群不曾存在的人了，除了他們自己，政府和老闆都不記得他們的身份。理論上，政府應該站在工人階級那邊，然而當張家界來的工人知道耒陽的工友曾經去過指定職業病檢查醫院證明自己患上肺塵病，於是也結夥去相關醫院要求驗胸時，院方卻對他們說：“我們接到上頭通知，不能替你們檢驗。”

曾有一位政府工作人員對著聚集上訪的工人說：“這是歷史的欠賬，是發展的必然代價。”這是所有報導裏頭最刺痛我的一句話，雖然我對這種說法十分熟悉。這麼多年以來，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聽到有人把枯竭的水源、污染了的土地，乃至於貧富差距的惡化形容為發展的代價，但我還是第一回聽見官員將一群待死之人也說成是發展的代價。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為了城市的建設，人命是必不可少的代價？而且這個代價還是現在不必償付的？為什麼我們總是那麼輕易那麼漫不經心地就能把一些東西當成代價，然後說的人和聽的人都往往搖頭一歎沒辦法呢？誰有權力界定什麼東西什麼人要當那個玄而又玄的代價？

仔細想想，便能發現這套流行的順口溜的邏輯是何其地冷血，它等於要我們所有享受到發展好處的人，要所有搭地鐵上班上學的人，要所有乘電梯在高樓中升降的人，一起去把其他人的生命當成自己便利生活的代價。我不相信中國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還能用這種看起來很無奈的態度去把他人的處境當成代價。我不相信所有嘗到好處的人都能自覺地安心犧牲他人。那些湖南工人的疾病根本不是什麼歷史的欠賬與發展的代價，它根本沒有那麼玄，它是雇主和政府的實在責任，所謂的代價只不過是種便利的說詞。

金字塔是座陵墓，為了一位法老，它以無數人為代價。如果肺塵病也是代價，那是否意味著今日中國的壯觀建設其實都是陵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