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先生辭世之後，輿論當然要討論的一個話題是中國以後還出不出得了大師，似乎季先生就是碩果僅存的最後巨人，學界將來再無本事醞釀出另一位眾人仰望的泰山北斗了。這個疑問的前提是大家都已肯定了季先生的地位，仿佛人人都很清楚他在學術上的成就。然而，我們真的都能看懂季先生早期在佛典語言研究上的創見嗎？我們都能欣賞他在翻譯《彌勒會見記劇本》上頭下的功夫嗎？就算是他晚年以大量中文素材寫成的《糖史》，又有多少人通讀過一遍呢？

不妨老實承認，雖然人人都稱季羨林先生是大師，但我們絕大部分人根本就連下這個判斷的資格都沒有。所以坊間才會以訛傳訛，張冠李戴地把精研東方學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季先生尊奉為“國學大師”（除非我們所說的“國學”是季先生提倡的“大國學”，把中西文化交流的面向也納入傳統國學的範疇）。所以媒體才會大肆渲染季先生懂得多少種古僻語言，因為這是一般人想像得到的成就，將學術看作武藝奇巧，花樣會得越多越好。

既然我們無能判斷季先生的大師地位，可見這個尊稱就不是我們自己深思熟慮的結果。說季先生是大師，不是因為我們懂得季先生的工作，而是因為我們相信內行人的判斷。雖然那些內行人其實只是人數很少的一個小圈子，全世界也可能找不出一千人。那麼，我們又憑什麼相信這個小圈子會肯定季先生的成就呢？我們甚至從未接觸過那個圈子，也從沒讀過他們的專業學報。也許，大家只是信賴整個學術界的共識，當今學術界都不否認季先生是大師，我們也就只好跟著信了。儘管季先生那圈子的人在全球學術群體裏只是鳳毛麟角，其他專學的學者隔行如隔山，根本摸不透他們幹了什麼。

我不是在針對季先生，更不敢質疑他在學術史上的位置。恰恰相反，我只不過想指出一個非常簡單的現象，那就是外行人對專業學者的判斷往往要靠一套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信任關係組成的鏈條。這個現象不僅限於人文學科，自然科學更加如此。例如楊振寧、李政道和斯蒂芬·霍金，我們一般人都不太清楚他們的創見創在何處，大家只能人云亦云，毫不懷疑地接受學界的看法。

掌握不到足夠的訊息而妄斷是危險的，不經自己的思考而盲從他人的意見是愚蠢的，可是社會的運轉與生活的恒常，有時卻不得不依靠這種盲從和妄斷。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你要是生病去看大夫，找一個別人介紹的“外科聖手”，你怎能知道他就是外科中的聖手呢？你有機會先去檢驗一下他的本事嗎？你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去評價他過往的表現嗎？

世界如此複雜，每個部件彼此依賴，我們所有人都不能不依靠別人的專業意見。這種信賴固然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但它更是對一套系統的信任。

我們都說季羨林是大師，那是因為我們相信傳媒。傳媒都把季先生尊為大師，因為那是學界的共識。學界之所以有這種共識，是因為專研東方學的那個小圈子都很佩服季先生立下的榜樣與他留下來的學術遺產。並不是東方學圈子裏的人都很高尚誠實，而是整個學術界自有一套規則體制，自有一套評價彼此成就的原則。大家信的不是個人，是這一套系統。我們相信一個人取得博士學位，就證明了他有獨立研究的能力，做了教授，就有指導學生的資格，在一級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就表示他的水準達到最高標準。如果他的論著廣受引述，行內人不能不讀不能不重視，那一定是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於是一般人都會覺得一個哈佛回來的博士就算不是太厲害，也不可能太差；一位海德堡大學的教授就算不是名家，也不至於太過濫竽充數；一本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論著不一定是佳作，但也絕不會是左抄右抄的三流雜燴。

然而，我們今天有誰能夠保證一個中國重點大學博士的資格，一部大學出版社出品的水準呢？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的成員可以涉嫌抄襲，重點大學的教授可以錯把英文裏的“蔣介石”譯作“常凱申”，一級學刊可以收款刊登投稿論文；博士生更可以從不上課，連論文都由他人代筆。當這一切都可以發生，中國學術領域的信任鏈條也就完了。前一陣子，學術打假專家方舟子先生揭發全國最年輕市長周森鋒在清華上學時有抄襲論文之嫌，周先生對此仍無回應，卻有網友先替他著急了，叫大家“想想清華的學生壓力有多重？不抄襲根本就應付不過來。何必拿這點事小題大做！”我不敢相信抄襲是清華學生的普遍行為，但這位網友的意見卻讓人憂慮。假如每個人都像他這麼想，那麼清華的招牌還有什麼意義呢？

為什麼季羨林先生被稱作“最後的大師”？因為他是上個時代的產物，一個學界仍有信譽可言的時代，因為他的成就被國際學界承認，而不是我們今天這個混沌晦暗的江湖自娛自樂的結果。所以，我擔心的問題還不是中國出不出得了大師，而是就算真有，我們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說一個人是大師，誰說了算呢？我們誰都信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