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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准备

很僥倖地,我活在一個承平年代,住在一個安穩的地方,沒見過戰爭,沒經歷過饑荒,也沒遇上大型而長期的騷亂與不安。看看今天這個世界,再讀一點往事,便知道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了。在人類的歷史上,很少有人能一輩子活得如此安穩。每念及此,我就覺得自己幸運得離譜,不能不居安思危。再想下去,便知所謂的安穩何其脆弱,表面上是萬里無雲,遠方其實早就攏聚了一團風暴。

例如冷戰,那四十多年的時間看起來平靜(對某些國家的人而言),只有冷冷的劍拔弩張,少有擦槍走火的場面。可它卻是現代史上最恐怖的恐怖平衡,兩大陣營各自擁有保證可以毀滅地球好幾次的核力量,等於一手用刀架在對方的頸上,另一手則藏著一把匕首,準備“第二次核打擊”。雖然冷戰才結束了不到二十年,但是大部分人都早已把它拋諸腦後,忘記了那種陰影籠罩的日子。那時候,為了迎接第一次核打擊,以及保存報復的能力,幾個大國都有詳盡的應變方案,在城市中廣設地下室,儲備糧水藥物。為了報復,大家先得活下來。

自從H1N1暴發後,一些論者又想起了德國社會學家烏裏希·貝克(Ulrich Beck)那著名的“風險社會”說。他認為,現代社會仰賴的各種技術手段及生產方法,其實都蘊涵了不可測的風險。從前大家愉快地坐車,忘我地拋棄塑膠瓶,卻不知碳排放與全球暖化的威脅;大家曾經視集中營式的現代畜牧業是工業化的新邊疆,卻不知它是流行病毒轉化更生的溫床。換句話說,我們習慣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顛覆日常生活的潛在力量,我們恒與風險共存。

很多人還在懷疑流行病毒和現代畜牧業的關係。近年專攻全球化與瘟疫的美國都市史家Mike Davis則在近日的一篇評論中給出了線索,原來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早在去年就發佈報告,指出“工業規模的動物生產對公眾健康和環境有不可接受的風險”。密集的豬倉是組合禽鳥和人類流感病毒基因的最佳培養皿。

也還有人不相信人類作為與全球暖化之間有任何因果關係。可是,不管你認為全球暖化是人為的結果,還是地球自身的氣候迴圈所致,至少全球暖化的趨勢已經成了絕大部分科學家的共識。因此,你可以執意反對減排,但不能不預備氣候變化的災難後果。比方說沿海大城市的淹沒,淡水的日漸稀缺,大規模的饑荒,以及致命瘟疫的流布。

自從2007年世界氣候會議提出“2015年就是不可回頭的期限”之後,許多學者已經放棄挽救劣勢的努力,轉而探討災難之後人類如何保種圖存的方案了,例如建造水上浮屋。因為最早研究全球氣候惡化與發現臭氧層破洞而被視為“先知”的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更乾脆直言“行動的時機已過”,下世紀最多只有5億人活得下來,所以“大家現在好好享受生活就行了”。怎樣活下去,是面對災難的最現實的問題。

面對流感,我們也應該帶著同樣的心理。儘管大家都不覺得H1N1會釀成上世紀“西班牙流感”般的巨禍,可是學術界早已發出警告,那種規模的瘟疫是很有可能重臨的。於是我們就不能只是防止瘟疫病的散播,“對抗”疫情的惡化,還得設計甚至演練災情惡化之後的行動計畫。怎樣在可觀的人數倒下之後,繼續維持員警、醫療等必要部門的運作?怎樣在一家公司或者一棟住宅被迫封閉隔離之後,讓裏頭的員工和居民在外援匱乏的情形下活得下去?針對不同程度的災況,我們還得有不同層次的響應手段。據知,香港已有銀行等大型機構就此定出災後應變計畫,那麼,中國的其他地方也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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