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僥倖地，我活在一個承平年代，住在一個安穩的地方，沒見過戰爭，沒經歷過饑荒，也沒遇上大型而長期的騷亂與不安。看看今天這個世界，再讀一點往事，便知道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了。在人類的歷史上，很少有人能一輩子活得如此安穩。每念及此，我就覺得自己幸運得離譜，不能不居安思危。再想下去，便知所謂的安穩何其脆弱，表面上是萬里無雲，遠方其實早就攏聚了一團風暴。

例如冷戰，那四十多年的時間看起來平靜(對某些國家的人而言)，只有冷冷的劍拔弩張，少有擦槍走火的場面。可它卻是現代史上最恐怖的恐怖平衡，兩大陣營各自擁有保證可以毀滅地球好幾次的核力量，等於一手用刀架在對方的頸上，另一手則藏著一把匕首，準備“第二次核打擊”。雖然冷戰才結束了不到二十年，但是大部分人都早已把它拋諸腦後，忘記了那種陰影籠罩的日子。那時候，為了迎接第一次核打擊，以及保存報復的能力，幾個大國都有詳盡的應變方案，在城市中廣設地下室，儲備糧水藥物。為了報復，大家先得活下來。

自從H1N1暴發後，一些論者又想起了德國社會學家烏裏希·貝克(Ulrich Beck)那著名的“風險社會”說。他認為，現代社會仰賴的各種技術手段及生產方法，其實都蘊涵了不可測的風險。從前大家愉快地坐車，忘我地拋棄塑膠瓶，卻不知碳排放與全球暖化的威脅；大家曾經視集中營式的現代畜牧業是工業化的新邊疆，卻不知它是流行病毒轉化更生的溫床。換句話說，我們習慣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顛覆日常生活的潛在力量，我們恒與風險共存。

很多人還在懷疑流行病毒和現代畜牧業的關係。近年專攻全球化與瘟疫的美國都市史家Mike Davis則在近日的一篇評論中給出了線索，原來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早在去年就發佈報告，指出“工業規模的動物生產對公眾健康和環境有不可接受的風險”。密集的豬倉是組合禽鳥和人類流感病毒基因的最佳培養皿。

也還有人不相信人類作為與全球暖化之間有任何因果關係。可是，不管你認為全球暖化是人為的結果，還是地球自身的氣候迴圈所致，至少全球暖化的趨勢已經成了絕大部分科學家的共識。因此，你可以執意反對減排，但不能不預備氣候變化的災難後果。比方說沿海大城市的淹沒，淡水的日漸稀缺，大規模的饑荒，以及致命瘟疫的流布。

自從2007年世界氣候會議提出“2015年就是不可回頭的期限”之後，許多學者已經放棄挽救劣勢的努力，轉而探討災難之後人類如何保種圖存的方案了，例如建造水上浮屋。因為最早研究全球氣候惡化與發現臭氧層破洞而被視為“先知”的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更乾脆直言“行動的時機已過”，下世紀最多只有5億人活得下來，所以“大家現在好好享受生活就行了”。怎樣活下去，是面對災難的最現實的問題。

面對流感，我們也應該帶著同樣的心理。儘管大家都不覺得H1N1會釀成上世紀“西班牙流感”般的巨禍，可是學術界早已發出警告，那種規模的瘟疫是很有可能重臨的。於是我們就不能只是防止瘟疫病的散播，“對抗”疫情的惡化，還得設計甚至演練災情惡化之後的行動計畫。怎樣在可觀的人數倒下之後，繼續維持員警、醫療等必要部門的運作？怎樣在一家公司或者一棟住宅被迫封閉隔離之後，讓裏頭的員工和居民在外援匱乏的情形下活得下去？針對不同程度的災況，我們還得有不同層次的響應手段。據知，香港已有銀行等大型機構就此定出災後應變計畫，那麼，中國的其他地方也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