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並不認識那些被埋在瓦礫底下的人，你也不認識伏在路邊哭天搶地的母親，以及鏡頭裏一個因為過度傷痛而表情空洞呆呆站立的男子，那麼，你為什麼要哭？為什麼會從喉底湧上一股不可抑止的酸楚？

美國思想家茱迪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認為人在哀痛之中發現自己挫敗了，疲憊至盡卻不知理由何在。有些事情原來要比一個人精心謀策的計畫還大，比自己的目標、認知與選擇還大。正正是在哀痛，嚎哭與悼念之中，我們透過一種奇特的失落感認識到人類存在的真相：我總是超出我自己。我不是孤立的自足的個體，我永遠比我自己更要複雜，永遠和他人神奇地發生聯繫，甚至與他人共同構成了所謂的“我自己”。否則怎能理解哀慟裏的那種失去感呢？明明受害的是其他人，為什麼我會覺得自己身上好像因此少了些什麼？那不是幻覺，它是真真切切的失去，是我失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使我惶然不知所措，茫然傷痛。

於是我才知道關於自我的真相。為汶川地震的死者痛苦；於是我發現那些我從未見過，從來不曾意識到他們存在的人，竟然一直和我在一起，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巨大的天災總能喚起一種崇高的超越感，不只團結了一個國家，有時還團結了人類。

然後在繼之而來悼念裏頭，我們可以沉思自己失去的究竟是什麼，由此生起一種對他人生命的責任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倖存者。而倖存者其實是不幸的，假如真誠面對自己感受，他必將發覺自己竟然有一種愧疚：為什麼被活埋的不是我？為什麼在那所學校上學的孩子不我？這種看起來莫名其妙的罪疚會一直如幽魂地纏繞著倖存者，令他們感到負責的必要，贖罪的必要。而負責與贖罪的方法絕對不只是好好地活下去，更不是重展笑顏，歡欣鼓舞地感激他人對自己的關愛。

如果有人真想透過一場天災去凝聚政治社群的向心力，或者通俗點講，激發大家的愛國心，那就是去正視傷慟引起的群體責任。要倖存者走出陰影的唯一方法不是以外間喧鬧的鑼鼓噬咬心頭的無聲呢喃，而是讓他們在投入重建之餘思考並追索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的背後答案。罪疚和過錯要以正義彌平，該追究的必須繼續追究，該調查的必須繼續調查。輕率的否認與局部的懸擱，不只不能補救失落，這些表層的虛掩只會使創傷沉入更深更深的地方，硬生生地中斷那種使生命互相連結的責任感，代之以冷漠且犬儒的遺忘。這不是在玩搓泥團的遊戲，任你切割，要人放下的部分就放下，要人團結的時候就團結。

這個社會早已元氣大傷，散落成一粒粒原子般的沙子。信任稀缺，價值不定，都是大家說過很多年的斷語了。難得去年的五一二地震振起了近年罕見的純粹美善，使我們願意為陌生人流淚，為陌生人獻出一己有，如此珍貴的幼苗又怎堪再一次的挫折呢？

最最起碼，人有哀悼的自由。誰是主要的受害者，誰就該成為紀念活動的主角，就該有大聲嚎哭與訴說心聲的權利。我們時常勸解過度傷心的人，叫他們不要哭，可是我們往往忽略了哭泣原來也是種治療，有多深遠的苦難，就有多長久的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