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學長是異常活躍的學運分子，十分激進，對甚麼事情都看不順眼，對甚麼事情都有意見，一天到晚都在對著學妺學弟宣揚革命理念。但是後來他竟考上了政務官，很多人覺得難以置信，他就解釋這是要從內部改革建制。再過幾年，重遇這位學長，人已經變得非常犬儒了，他喜歡帶著一種略嫌誇張的冷笑去談自己的工作，似乎是為了自我解嘲。假如你和他提起昔年的豪言，他就會搖搖頭，笑道：“那只是說說而已，你還記得那麼久？”陳偉群本來也可以是這種人。七十年代港大精英，懷抱一腔熱血，立意要為社會做點事。後來在劍橋攻讀博士，研究香港的政商關係，再加入香港總商會，成為自己曾經批評過的對象的一分子，十幾年間結識無數政商名流，廣植人脈。還被政府委以多項公職，從古物古跡委員會，一直到掌握規劃大權的城規會。他本來可以是個有份管治香港的權貴精英，再不濟，也至少能像我那位學長一樣，養尊處優，偶爾嘲諷舊日的夥伴，勸他們不要太天真。但他沒有。

他在西班牙病逝的消息傳出之後，每一個認識他的人反應都很像：“他真是一個好人，為甚麼會走得這麼早？”陳偉群總是溫和，總是斯文，總是微笑，以他的獨特處境而言，這麼一貫的態度其實是很難維持的。這是一種兩難處境，因為我們習慣簡易的二分法，你要不是反建制，當個永久的反對派，就是加入建制，背叛甚或出賣體制外的朋友。所以，一個寫時事評論抨擊過政府組織運動對抗過政府的人要是接受委任，成為甚麼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甚至當官，他就一定會被認定是個沒有誠信的人，遭到記者的白眼，為社運分子所不齒。但這只能怪誰呢？那條線本來就難以把握，進退得失全在方寸之間，體制內外的立場南轅北轍，你常常要做出艱難的決定。

人生不同階段要演不同的戲，沒有理由要求兩個角色要有一致的個性。陳偉群太過清楚建制內的遊戲規則，他很少硬碰，但更不會放棄自己一貫的信念。這麼多年以來，從環境保護到古跡保存，從城市規劃到公民社會的發展，他一直都站在民間社會那一邊，向大家分享他那內行人的經驗與知識，所以每個朋友都從他身上學懂甚麼叫做裏應外合。面對所謂的上層精英時，他則毫不掩飾自己的獨立態度，更不會搬出另一副面孔說一番話。因此，那些權貴就算不同意他，也不能不尊重他。他見過許多激進派，不反對他們做出最激烈的行動，他不常站在前頭，喜歡默默為一些公眾人物提供後援支援。當激情冷卻，當其他人都離開了，他還在那裏，不灰心不沮喪，更不轉態，他繼續溫柔地微笑，說理。